11月27日，由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中共成都市委网信办指导，成都传媒集团、成都传媒产业集团主办的“2025智媒体50人成都会议”在成都举行。
“智媒体50人会议”是成都传媒集团重磅打造的品牌会议。本届会议已步入第四个年头，以“智媒赋能园区 融合提升价值”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的学术泰斗，以及蚂蚁集团、新京报等智媒领军企业的百余名专家代表齐聚一堂。
会上，成都传媒集团不仅重磅发布了“雨燕传播智能体平台”、《何以东郊》新书等五大创新成果，更促成了每经传媒与新华社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多个重量级项目的签约，展现了主流媒体在“智能+”转型深水区的硬核实力。
作为中国媒体融合领域的资深观察者与理论构建者，会议间隙，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赵子忠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下称“NBD”）的专访。从四年前智媒体概念的初探，到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下称“AI”）的全面爆发，赵子忠始终保持着对技术与人文关系的冷静审视。
在专访中，他从科技哲学的维度剖析了“智能体（Agent）”对媒体生产关系的重构，更以前瞻性的目光描绘了2030年的媒体图景——在他看来，“聊天即媒体”“陪伴即媒体”将成为现实，而主流媒体的核心价值，将在于如何驾驭这种“人机共生”的新型影响力。
跨越“工具理性”：从辅助创作到“智能体化”的哲学跃迁
NBD：到今年，“智媒体50人成都会议”已经是连续第四年举办了。在当前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大背景下，您如何评价这样一个坚持了四年的行业IP？它对于凝聚行业共识、探索转型深水区具有怎样的独特样本价值？
赵子忠：回看这四年，对于主流媒体的发展创新而言，媒体智能化——或者说AI技术与媒体的深度融合，无疑是一个符合历史必然趋势的核心议题。
成都传媒集团选择打造“智媒体50人会议”作为切入点，其战略意义非常深远。我认为，对于当前的媒体发展而言，“选择大于努力”。我们是否要坚定不移、充满信心地踏入AI这条长河？是否要把AI与媒体发展进行充分有效的融合？这是关乎生死的战略抉择。
这个论坛的独特价值在于它的前瞻性。四年前，在AI刚刚发端、尚未成为如今这般全民热点之时，成都传媒就启动了这件事。这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锐度，起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引领作用。它不仅是一个会议，更是一个信号，表明了主流媒体主动拥抱技术变革的决心。
NBD：正如您所言，技术演进的速度惊人。从早期的辅助写作，到如今具备自主规划能力的“智能体”，AI应用正在发生质变。您如何看待像每日经济新闻的“雨燕智媒”这类将通用大模型与财经垂直场景深度结合的尝试？这是否代表了未来“人机协同”的新范式？
赵子忠：我对每经在智能化方面的创新一直非常认同。每经在智能化路径上的每一次选择，基本上都与AI技术发展的趋势和关键节点保持了同步。这种“同步性”，在媒体行业中往往就意味着“领先性”。
但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现实：目前更多是媒体在单向地拥抱AI，而AI技术界对于媒体的理解还不够深。我常与从事AI技术创新的同学们交流，我的一个重要初衷，就是把“媒体化”的思维引入到AI的开发中去。
如果不进行这种跨界对话，技术开发人员对媒体的理念模型往往缺乏基本认知。同样，媒体人拥抱AI，也不能仅停留在应用层面，必须理解技术背后的“科技哲学”。
AI的发展经历了从“符号主义”到“连接主义”，再到“行为主义”的演进过程。实际上，媒体行业对这三大主义的理解还不够透彻。如今到了AGI（通用人工智能）阶段，传媒业需要更进一步去理解什么是AIGC，什么是智能体。
智能体是目前AI技术领域非常推崇的一个方向，它代表了从“被动工具”向“自主智能体”的跨越。目前在媒体行业，智能体还处于研发性和应用性创新的早期阶段，距离真正的战略性创新——即成为媒体运作的主流模式，还有一段距离。
这意味着，媒体自身的发展拥有独特的理论模型，如何将媒体的理论框架与AI的科技哲学（如智能体的自主性、交互性）结合，形成新的“智能媒体认知结构”，至关重要。
我们看到像每经这样的媒体，在技术结合和内容传播架构上做了大量实践，这非常有意义。有些事情是弄明白了再做，有些事情是做完了才明白。对于媒体创新而言，不需要用一把尺子去框定所有路径，因为创新本身就是对原有规则的挑战。多元思路、协同发展，是实现AI与媒体深度融合的关键。
重塑“价值锚点”：在人机共生时代，财经媒体如何定义“影响力”
NBD：对于财经媒体而言，要真正实现系统性变革，核心难点究竟在于底层技术的重构，还是组织结构与人才体系的重塑？特别是在AI已经能接管大部分基础性内容生产后，媒体人的核心价值锚点应该向哪里迁移？
赵子忠：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首先，关于财经媒体的变革，我们必须回归本源：理解媒体与经济的关系。财经新闻只是经济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AI时代，财经媒体的智能化变革，前提是一定要深刻理解“AI与经济”之间的深层互动。过去我们讨论互联网新媒体，其本质是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的一次挑战和替代，而现在，AI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将更加深刻和长远。
AI正在构建全新的“智能经济”形态，它对金融市场、产业结构乃至经济运行模式都会产生颠覆性影响。这些变化都会投射到财经新闻的方方面面。如果财经媒体不从根源上去理解AI和经济的模式，那么技术就是巨大的挑战；反之，如果我们能把握住智能经济发展的规律，就能在智能时代找到新的坐标和航向。那时，财经媒体的这艘“大船”就能继续扬帆远航。
而对于媒体人的价值锚点，无论技术如何变迁，媒体人始终是影响社会的重要力量。这种“影响力”以及媒体人由此产生的职业骄傲和归属感，就是媒体永恒的核心价值。这一点，从未改变。
在智能化时代，AI赋予了我们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这种智能生产力能够让媒体人更精准、更高质量、更快速地去发挥这种影响力。从传统媒体的笔和纸，到互联网媒体的键盘与屏幕，到未来发展的智能媒体，我们只是借助了不同型号、不同形态的工具，来实现同一个核心目标。因此，媒体人的价值迁移，不是逃离内容生产，而是利用AI这一超级工具，将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提升到一个全新的维度。
NBD：如果展望五年后的2030年，当我们在谈论“智能体”时，我们可能在谈论什么？面对算法黑箱、信息茧房等潜在风险，主流媒体又该如何守住新闻专业主义的底线？
赵子忠：2030年大概率会以AI深度渗透的形态出现。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对“2030年的AI与媒体关系”做出预判。我的判断是，五年后，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会逐渐成型，那就是“媒体的智能体化（Agentic Media）”。
Agentic Media引用的核心概念是Agency（代理/自主性）。在AI体系中，这被称为“智能体化的人工智能”。这种形态的媒体将带来显著的“自主性”——大量的工作将由AI自主完成。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会失业。技术进步从来不是简单地分割现有的工作存量，而是会创造出巨大的新工作增量。媒体的智能体化会带来内容生产结构的根本性变化，特别是在传播侧，它将与用户形成全新的交互模式。
具体到2030年的智能媒体图景，我认为它将与现在的报纸、电视、甚至社交媒体都截然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的重构：
第一，基础设施的代际跃迁：未来的媒体将建立在“超算中心+智能算力中心+大规模数据库”的底座之上。这就好比当年印刷厂之于报纸，互联网平台之于网媒，是基础设施层级的根本性变化。
第二，传播模式的“万物互联”：目前的互联网本质上还是“人联网”，而未来将是“人机协同、人智共存”。信息传播不再局限于“人传人”，而是“机器传人”“人传机器”“机器传机器”。无数的信息节点将由智能体自动分发与处理。
第三，内容形态的“陪伴化”：我曾写过两篇论文，提出过两个观点：其一，“聊天即媒体”；其二，“陪伴即媒体”。
目前看来，角色扮演类和陪伴类的内容是智能体发展最快的领域。因为社会发展需要各种角色的互动与心理抚慰。当大模型与智能体结合，它就具备了强大的“陪伴能力”。这种陪伴本身，就是一种新型的媒体行为。
这实际上极大地扩展了媒体的边界和内涵。如果我们还站在传统媒体的狭义视角去审视2030年，可能什么也看不懂；但如果置身于“人机共生”的宏大视野下，我们会发现可靠的股票配资平台，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新纪元正在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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